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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季羡林的印象中，与父亲首次见面是在1946年，那年他刚11岁，季承从广播电台里知道父亲要回国了。他出生不到3个月，父亲就去了德国留学。11年来，他和母亲以及祖母，只知道季羡林留学德国，杳无音信，身处“二战”的中心，生死不明。当季羡林一行六位留学生到达越南西贡时，广播里又在播，全家人才放下心来。
过去只在照片上看到的父亲，如今一下子来到面前。这对11岁的季承来说，有点不适应，他对留洋归来的季羡林“很陌生”。父亲给他和姐姐带了礼物，每个人一支钢笔，当时这还是稀罕物件，叫“金笔”，他感到“很新鲜”。
季承还没来得及与父亲熟悉起来，季羡林就回北京到北大教书了，只有寒暑假才能回济南的家。
1952年季承到北京来到俄文专修学校（今北京外国语大学）念书后，与父亲的见面机会才多了一些。但是，17岁的季承并没有和父亲住在一起，而是住校。在这个内心萌动的年龄，他内心的想法和情感，不太会对父亲说。季羡林也疏于对季承进行指导和关心。
学了3年俄语，季承1955年毕业后，被分配到近代物理研究所做翻译。翻译没做多久，遭遇中苏关系破裂，学的俄语也没了用处。
从1957年后，季承工作转行做了科研管理工作，一直到1995年，以科研处处长的身份退休。1984—1995年年间，季承也干过10年的公司，主要工作是和平利用原子能。这为他在单位赢得了“能干”的声誉。
父子俩的单位同在中关村，虽然见面多了起来，但这并没让季承和父亲变得有所亲近。“与父亲熟悉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”，季承说。
真正有了一些融合，是季承1959年结婚，以及母亲和祖母来到北京，所带来的家庭变化。
1962年，母亲和祖母搬到了北京。在季承的记忆中，这一段时期是他的家庭“最美好的时光”。一家人经常相聚，其乐融融。他在这一年和第二年，也有了自己的儿子和女儿。不幸的是，“文革”中季羡林被批斗关进了“牛棚”。季承不敢去见面，父子关系又一度有了疏离感。
导火索是小保姆?
季承面对外界时，常用“季先生”来称呼父亲。这不仅是表面的疏离，也是内心情感上的疙瘩。季承承认，虽然父子关系“表面上很好”，但的确存在“不和谐”的地方。一方面是由于从小长时间的分离造成的陌生感，另一方面，也与父母在那个时代下不理想的婚姻有关。
1929年，18岁的季羡林尊叔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结了婚。季羡林在当时处境下无力反对这一桩包办婚姻。季羡林的妻子叫彭德华，济南人，比季羡林大四岁，只念过小学。婚后，l933年他们先有了女儿，取名婉如。1935年，又有了儿子延宗，即是季承。
这桩婚姻，既无爱情可言，又由于文化差异悬殊，缺少共同语言，让季羡林从一开始感受的就不是欢乐，而是痛苦。
在季羡林眼中，彭德华是一位贤妻良母，她对季羡林关怀备至，对子女也做到了慈母应做的一切。她同季承的祖母一起，把家料理得井井有条。季羡林维持了这段婚姻，以及表面的安乐与祥和。彭德华于1994年去世。陷入悲痛的季羡林在《寸草心·我的妻子》一文中写道：“如果中国将来要修‘二十几史’，而且其中又有什么‘妇女列传’或‘闺秀列传’的话，她应该榜上有名。”
对于父母的婚姻对他们父子关系究竟产生了何种影响，季承并未言及。1995年，父子之间的矛盾开始表面化了，并最终决裂。外界传言，是由于他和保姆关系暧昧，为季老所不容。季承解释是，是由于别的原因，而不是因为与保姆的关系。
“作为一般的人情世故，外界的猜测符合逻辑，但不符合事实。绝对不像外界那样想的，我找了一个很小的媳妇，季老就觉得生活作风不好，把我撵走了。但我们两个人的结合，非常正常。”季承说。对于家庭中的事务，季承不愿意再提及。他一再强调，亲情胜过任何是非，父子相见，过去的事情，都烟消云散了。
退休后的季承，并没有赋闲。从1995年到现在，一直在李政道高等科学技术中心工作。儿子与女儿如今都在美国，儿子是一个工程师，有一儿一女。女儿是做文秘工作，有两个女儿。他们会偶尔回国来看看他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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